新北市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研究及文物保存維護人員

Lova yumin蘿法‧尤命

 

前言

這幾年來，因為展示策劃、田野調查與地方研究的需要，我有機會接觸烏來不同部落的訪談資料，也曾跟著館內外的計畫走入部落、查找文獻，逐步梳理地方歷史。每一次的接觸，都像是在重新拼湊地方記憶的碎片。

雖然從小在烏來長大，但直到進入博物館工作後，我才開始深入認識家鄉的歷史。原來某些如今看似平靜的街道，過去也曾有過熱鬧繁華的歲月，那些景象甚至是現在的我們難以想像的。隨著對地方歷史的了解越來越深，我逐漸發現許多有趣的故事，卻也不免感到有些可惜。這些珍貴的地方記憶雖然留存在文獻與訪談紀錄中，卻未必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與認識。

今年，博物館辦理了睽違五年的常設展更新計畫，其中一樓展區重新規劃烏來四部落的歷史與發展脈絡，希望透過展示呈現在地歷史、文化與地方主體性，讓來到館內的遊客能進一步理解烏來這片土地與各部落的發展歷程，看見烏來在老街與溫泉觀光之外，更深厚的地方歷史與文化內涵。

配合展區規劃，館員與導覽人員也實際走入部落進行田野訪談，透過族人的生命經驗、地方記憶與口述故事，補充既有文獻較少呈現的在地觀點。對於同樣在這片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導覽人員而言，這段歷程也是一次重新認識家鄉、回望地方記憶與理解歷史變遷的機會。而田野過程中累積的資料與經驗，也將成為未來常設展導覽、展示詮釋與地方歷史推廣的重要基礎。

我們所熟悉的烏來，是由不同時代的歷史與生活記憶逐漸形塑而成。從族人的遷徙、聚落的變化，到地名的更替與世代生活的轉變，每一段歷程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痕跡。當我們循著這些線索重新回望，也開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日常熟悉的家鄉。隨著時間繼續向前，烏來的故事仍在延續，而我們也正參與其中，記錄著這片土地持續發生的故事。

從山林深處開始的故事

根據許多口述訪談與文獻記錄記載，烏來區泰雅族的祖先大約在兩百多年前，自南投縣仁愛鄉（今發祥村瑞岩部落）的 pinsbkan（賓斯博干）出發(此名稱意指巨石裂開之處)，啟程北遷至桃園復興區。隨後，因人口繁衍與尋找新的獵場、耕地，部分族人順著大漢溪流域來到三峽落腳；另一部分族人則繼續往北與更深遠的山林探索，其中烏來泰雅族的祖先便是沿著南勢溪流域與周邊山稜線深入。

大約在清代中葉，泰雅族人陸續進入今日的烏來山區。這裡群山環繞、南勢溪與支流交錯且生態資源豐富，極適合傳統的游耕與山林漁獵。相傳在泰雅族的遷徙傳說中，帶領族人向外擴散的「遷徙三兄弟」老大 Kbuta，曾沿著新店溪上溯探勘，途中發現一處水氣蒸騰的地方，因而驚呼：「Kiluh-ulay！」（其中 Kiluh 意指熱、燙，ulay 帶有提醒、小心之意）。其後，頭目繼續沿南勢溪上溯至大羅蘭（今德拉楠部落），發現當地地勢平坦、水源充足且野生物產豐饒，便由族人 Yawi・Puna 獲 Kbuta 允許後，帶領族人自拉拉山遷居於此。

隨著族群人口逐漸增加，部分族人陸續向外分流，遷往宜蘭崙埤、松羅，或移居至拉號（今哪哮）、烏來、啦卡（Laga，今孝義下方）、桶壁及屈尺等地，逐漸形成烏來地區多元的聚落分布。大約在一百多年前（清代末年臺灣割日前夕），烏來迎來了最繁盛的時期，一度曾有十三個大小部落並存，展現出壯闊的族群空間分布。

至於「烏來」地名的由來，許多文獻與地方說法常將其直譯為泰雅語的「溫泉」，惟此說法仍有討論空間。如前所述，Kbuta 行經南勢溪畔時因察覺水溫燙熱而喊出帶有警示意味的 「Kiluh-ulay!」，後來進入此地的漢人便將其中的 ulay 音譯為「烏來」，並逐漸與當地的溫泉地景產生連結。然而在泰雅族的日常語言中，「烏來」並非直接指稱溫泉。此外，「烏來」一詞原僅指今日的「烏來里」一帶，後隨行政區域的劃設與命名，才逐漸擴大成為整個烏來地區的統稱。

到了日治時代，當時政府推行以拓殖山地高經濟產業與控制部落社會為首要目的的理蕃政策，將烏來泰雅族原始部落推入了現代文明社會的洪流。為了徹底皇民化、方便取得樟樹造林土地以及達到管理控制的目的，日人除了要求族人無論在社會、經濟、教育或農耕等各種生活型態改變為日式外，從1921年（大正10年）起，為了造林及製腦，三井合名會社與官方強制主導烏來各大小部落集體遷村至駐在所區內，併聚於桶壁、烏來、阿玉、吶哮與李茂岸等五社，同時引進桃竹地區客家人、台北地區福佬人以及中國的浙江人與福建人等外來族群從事製腦與造林產業，另外，將烏來社規劃為溫泉觀光勝地，陸續成立方便日籍官員渡假休養的招待所，致使烏來異族人口流動頻繁，並且加速了烏來泰雅族的「日化」、「漢化」及「觀光化」的過程。

日治時期興建的「臺北州烏來招待所」，主要作為接待外地政府官員及貴賓住宿之用，亦為今日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的前身。

 

從聚落到部落：烏來的百年變遷

早期泰雅族聚落多呈散居型態，日治時期為便於行政管理與統治，逐步推動集團移住政策，將原本分散的聚落集中至駐在所便於管理的區域，逐漸形成今日烏來部落群的分布樣貌。以下依據相關文獻及歷年田野調查成果，整理各部落的發展脈絡與重要歷史事件。

(一)德拉楠部落：

德拉楠是泰雅族人遷徙至烏來地區最早落腳的地方之一，早期聚落群包含馬岸、李茂岸、卡拉模基、大羅蘭、屯鹿，以及後來遷入的下盆六個聚落。隨著人口增長與族人持續遷徙，聚落逐漸向外擴展，形成今日烏來地區各部落的分布與發展樣貌。因此，德拉楠在烏來泰雅族的遷徙歷史與聚落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德拉楠聚落群位於烏來區較內側的山區，距離烏來里約14公里。受地理位置及交通條件影響，早期族人在求學與就業方面的機會相對有限，與觀光發展較為蓬勃的烏來里形成明顯差異。為維持生計，部分族人選擇舉家遷往烏來里，或前往外地求學、就業；亦有族人留在山區，從事狩獵、山產採集、香菇種植及捕捉蝴蝶製作標本等工作。這些山林物產除了供應部落生活所需，部分亦運往烏來里販售，形成山區部落與觀光市場之間的經濟連結。今年度的田野調查中，受訪者林春雄里長與王龍興大哥回憶，幼年時曾參與捕捉蝴蝶等生計活動，成年後也曾長期在外求學與工作，反映出當時部落族人因生活需求而產生的人口流動與生計轉變。

在德拉楠的聚落發展歷程中，舊哈盆與馬岸的遷徙故事，也反映出不同時期族人面臨的生活環境與遷居因素。

民國20年左右，桃園縣境高義蘭社（Kaglian）有11戶52人遷至李茂岸社東方山區，族人稱該地為「哈盆」或「下盆」（Habun）。其後不久，塔卡散社（Takasan）部分族人亦遷居哈盆，但約5年後又全數遷往今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東壘等地。民國43年，原遷居東壘部落之塔卡散族人約20多戶、90人，再度遷回哈盆（Habun）部落。

民國52年葛樂禮颱風侵襲後，哈盆地區對外交通中斷。基於行政管理與交通便利等考量，政府約於民國53至54年間主導舊哈盆部落遷村，並以烏來地區約3公頃土地交換舊哈盆約2,000公頃土地。原居於舊哈盆的泰雅族人因此離開祖先長期生活、地勢較為平坦且土地相對富饒的舊聚落，遷往地勢陡峭、土地條件較為不利的新聚落。由於土地交換條件不對等，亦使部分遷居族人的生活受到影響。其後，舊哈盆地區納入國家公園範圍，而當年遷村及土地交換所衍生的土地權益問題，至今仍持續受到族人關注。

另一段則是馬岸聚落的遷徙。馬岸距離李茂岸聚落約5公里，步行需約1個半小時。民國50年代，由於交通不便，當地居民在就醫及就學方面面臨諸多困難。當時，奧地利籍天主教神父墨安德為便利傳教及與族人往來，先與李茂岸聚落的蔡家商議，再與馬岸聚落族人溝通、勸說。經過協調後，林家、張家及徐家等家族最終決定自主遷居至李茂岸聚落。這段歷程也成為德拉楠聚落發展史中，受到宗教因素影響的遷徙案例之一。

相較於觀光發展較早、外來文化交流頻繁的前山部落，德拉楠因地處山區，仍保留部分傳統生活方式、文化技藝與山林知識。近年來，隨著文化傳承與在地教育逐漸受到重視，族人也積極投入文化復振及地方發展工作。例如，民國110年，原「新北市烏來區福山國民小學」正式轉型並更名為「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成為新北市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將泰雅族文化、傳統山林智慧與知識融入課程，推動民族文化傳承與在地教育發展。此外，「新北市賽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發展協會」亦透過文化體驗、技藝傳承及永續教育等方式，延續泰雅族傳統山林智慧，讓年輕世代重新認識部落文化，使珍貴的傳統知識與文化記憶得以持續傳承。

(二)哪哮部落：

相傳Yawi・Puna之子Tana，最初在南勢溪左岸與拉號溪匯流處，一處地勢向東傾斜、林木茂密的臺地上建立拉號社。「Lahaw」在泰雅語中意指林木茂盛，反映出當地早期的自然環境。清同治至光緒初年間，已有漢人進入此地伐木，並將砍伐的木材沿南勢溪漂流運往新店，因此拉號社亦有「枋山社」之稱。

1895年日本開始統治臺灣後，為便於行政管理，逐步將族人集中遷往今日北107線約7公里處岔路上方的「舊部落」。1921年，日本三井合名會社進入烏來地區，展開土地開發與林業經營，並吸引大量漢人前來從事樟腦製造、伐木造林及茶葉種植等工作。為了運輸木材與物資，三井合名會社鋪設輕便車軌道，並因台車運輸及羅好壩興建等工程，帶來大量工作機會。當時前來謀生的漢人多來自三峽、大溪等地，隨著產業發展，逐漸帶動地方人口流動與聚落形成。

早期伐木後，工人將木材固定於台車上，以人力沿軌道推運至指定地點。

 

然而，林業發展所帶來的工作機會，並非人人都能順利謀生。許多工人聽聞伐木、造林及推台車的工資較高，便前來學習技術、投入工作，但由於山區道路崎嶇、路況不佳，推車過程中時常發生翻車，甚至有人不慎跌落橋下。為了賺取更高的工資，也有人選擇從事危險性更高的「拖木馬」工作，其工資可達一般伐木工的兩倍。

所謂「木馬」，是過去在輕便車無法抵達的山區，用來拖運木材的運輸工具。工人必須沿著陡峭山路拖行沉重的木材，有時還得經過簡易搭建的木橋。一旦木材過重或橋梁腐朽斷裂，工人若未能及時閃避，便可能遭木材重壓；即使及時跳開，也可能因失足墜入山谷而喪命。這項工作充滿風險，因此木馬也被稱為「寡婦車」，道出了當時林業勞動者所面臨的艱辛與危險。

戰後，國民政府接續烏來山區的開發，1950年代又有一批外來人口遷入，逐漸形成老住民與新住民聚居的生活樣貌。當時哪哮因設有台車，交通及物資運輸相對便利，聚落內也出現漢人經營的雜貨店，帶動地方生活機能發展。原本居住在舊部落的泰雅族人，也陸續遷往今日哪哮部落一帶定居。

台灣光復後，隨著聚落發展與生活型態轉變，族人的生計選擇也逐漸改變。當時留在家鄉的男性族人，除了務農、種茶，能選擇的工作相對有限，因此部分族人選擇前往外地工作，甚至投入遠洋船員等職業。人口流動與產業發展，也逐漸改變族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經驗。這樣的變遷，也反映在當代族人對傳統服飾的記憶之中。筆者於114年參與北區工作坊「2025原住民文物詮釋工作坊—在地溯源，國際對話」田野調查訪談時，曾訪談到哪哮部落耆老，並詢問他們對百年前流傳至海外的泰雅織品是否仍有印象。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耆老年輕時便離開部落前往外地工作，長年在外生活，也較早接觸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對於傳統服飾的記憶，多半停留在烏來觀光歌舞盛行時期，表演者所穿著的「原住民族服飾」，而對於更早期的泰雅族傳統織品則相對陌生。這段訪談經驗也讓我們意識到，族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連結也在不同時代中逐漸改變。不同世代所接觸、認識與記憶的文化樣貌，反映出各自所經歷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經驗。

回顧哪哮部落的發展歷程，林業與交通建設曾為地方帶來繁榮，也吸引不同背景的人們在此工作、生活與定居。有人因此改善生計、落地生根，也有人在艱辛的勞動環境中受傷，甚至失去生命。隨著林業逐漸沒落，昔日台車往來、工人聚集的熱鬧景象已成為歷史，但這些關於產業、遷徙與生活的記憶，仍是理解哪哮部落發展的重要線索，值得持續記錄與傳承。

(三)烏來部落：

清末民初時期，此地已有烏來、拉卡、加九寮及西羅岸等四個聚落。民國10年，受到三井合名會社伐木、種茶及土地開發影響，各聚落陸續發生遷移。拉卡社遷至烏來駐在所東南方約2公里處，即今孝義聚落；烏來社與加九寮社則遷至駐在所對岸高地，重新建立聚落，仍沿用烏來之名；西羅岸社則因日人於原聚落所在地設置彈藥庫及軍事設施，遷往烏來社上方高地。光復後，隨行政區域及聚落人口重新整合，拉卡社併入烏來，逐漸形成今日烏來部落的聚落樣貌。

烏來地區居民除原居於此的泰雅族人外，日治時期前後亦陸續有漢人移入，多以經營商店、餐館等商業活動為主要生計，並逐漸帶動烏來老街及周邊地區的商業發展。民國41年，由烏來泰雅族人周麗梅與夫婿漢人青年邱行志共同創立「清流園山地文化村」，並招募當地原住民女孩組成山地歌舞團，結合原住民歌舞表演、定裝拍照（出借傳統服飾、由早期「司納普」快照服務留影）與休憩的據點。開啟了烏來觀光樂舞的先河。當時的清流園以異文化展演及觀光活動為特色，吸引大量日本觀光客與越戰期間的美軍旅客前來度假，使烏來逐漸成為重要的山區觀光地區。

早期清流園山地歌舞團於今日烏來瀑布一帶搭建木造舞台，進行歌舞表演。

 

清流園帶動地方熱潮、觀光規模擴大後，由烏來部落頭目家族子女親屬共54人集資成立「山胞觀光公司」，加上華僑投資開發空中纜車及雲仙樂園等觀光設施，使民國60至70年代成為烏來觀光發展最為興盛的時期。當時烏來地區許多家庭皆直接或間接參與觀光產業，婦女多從事藝品販售、歌舞表演、觀光攝影等工作，亦進一步改變泰雅族傳統社會「男狩獵、女耕織」的經濟型態與性別分工。

當時作為烏來觀光歌舞表演重心的「山胞公司」及相關大型歌舞場地，在營運全盛時期卻遭遇火災，主要表演舞台與木造展演設施付之一炬，使當時以「原住民樂舞秀」為主的觀光產業受到衝擊，也成為烏來傳統山地歌舞觀光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之一。

儘管後續曾進行重建，烏來的產業與生活環境仍隨著時代及政策變遷而逐漸改變。隨著烏來鄉納入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範圍，造林、農業開墾及土地營建開發等土地利用受到更多限制，其後相關自然保育法規陸續施行，也對傳統農獵活動產生影響。另一方面，隨著觀光產業逐漸不若過往興盛，在地就業機會減少，部分年輕族人開始轉往外地從事遠洋漁業、營造業及運輸業等工作，使部落的產業結構、人口流動與生活型態逐漸產生變化。

到了1980年代，隨著原住民族文化復振意識逐漸興起，以及1990年代文化產業政策的推動，烏來開始重新重視傳統文化技藝的保存與傳承。在烏來鄉公所的輔導下，地方陸續成立織藝工作坊，透過傳統織布技藝的學習與推廣，投入族群文化復振工作。同時，政府也陸續推動各項文化振興與觀光發展計畫，期望結合在地文化特色，重新帶動烏來的觀光人潮。然而，隨著整體觀光環境與旅遊型態的轉變，烏來的觀光景象已逐漸不同於過往的興盛時期。

時至今日，地方單位及原、漢業者持續思考如何重新帶動觀光人潮，並在文化保存、在地生活與觀光發展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如何在促進觀光發展的同時，保有烏來自身的文化特色與地方脈絡，也成為當前地方發展值得持續關注的課題。

(四)桶壁部落：

Tampya 桶壁部落位於南勢溪右岸、大桶山西側山腹，海拔高度約200公尺。清同治年間，漢人陸續拓墾新店、屈尺一帶，並於周邊山區設置腦寮採製樟腦，因此族人將此地稱為「Kayu」，意指樟腦寮。漢人則因該地位於大桶山西麓，且地勢相對平坦，稱之為「桶壁」或「桶坪」。「Tampya」一詞亦是在此一地名使用及轉譯過程中逐漸形成。根據訪談資料，現今部分部落耆老認為，無論稱為「Kayu」或「Tampya」，皆可作為指稱此地部落的名稱，反映不同時期族人對地方名稱的使用與記憶。

桶壁部落族人早期居住於今部落南方山區，聚落名為西波安（Spawan），約位於今日污水處理廠一帶，後於光緒28年遷移至現址。日人治臺後，光緒33年，日警進駐此地，並於今日桶壁公園一帶設置警察駐在所。民國10年，日本三井合名會社進入烏來地區進行伐木等開發前，泰雅族人已居住於桶壁駐在所東側不遠處，當時聚落稱為「桶壁社」。

光復後，桶壁周邊聚落亦隨著族人遷移及人口變動逐漸產生新的聚居空間。民國43年，其中兩戶族人遷至桶壁南方，形成一處新的小型聚落，族人稱為「Haka」，即今日所稱的「成功」地區。另一方面，南勢溪左岸、紅河谷附近亦有「加九寮」聚落，其名稱與附近的咬狗嶺有關，後經漢語音譯形成「加九寮」之名。日治時期，日人曾於此設置腦寮，部分原居於此的泰雅族人因而遷往烏來地區；其後漢人陸續進入加九寮一帶墾殖並定居，而泰雅族人則主要聚居於桶壁及成功一帶，使地方人口組成與聚落分布逐漸產生變化。隨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此地改稱忠治村。民國99年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後，烏來鄉改制為烏來區，忠治村亦改稱忠治里。民國109年，原核定之「忠治部落」正式變更為「Tampya 桶壁部落」，並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核定為正式部落名稱。

桶壁部落的早期發展，與頭目 Syat・Nomin的生命經歷及族人遷徙歷程密切相關。據相關文獻記載，Syat・Nomin 原為居住於新店直潭一帶的漢人，4歲時曾隨母親及姐姐前往附近的地瓜園工作，期間遭遇來自德拉楠地區出草的泰雅族人，其母親與姐姐不幸遇害，而年幼的 Syat・Nomin 則被帶回李茂岸聚落，交由大頭目收養。長大後，Syat・Nomin 憑藉自身能力逐漸獲得部落族人的肯定與信任，並取得領導地位，最終接任頭目。他帶領族人逐步往桶壁一帶遷移並定居。

桶壁部落亦是自大臺北地區進入烏來的重要交通節點。部落以泰雅族人聚居為主，設有教堂及族人經營的雜貨店等生活空間，長期形成具有緊密社群關係的聚落樣貌。隨著日治時期以來漢人陸續移入，地方人口組成及聚居型態亦逐漸產生改變，部分漢人沿主要道路開設餐廳、溫泉旅館、診所及其他商業與服務設施，使桶壁除了維持原有的部落生活外，也逐漸受到烏來交通、商業與觀光發展的影響。在其發展歷程中呈現出較為鮮明的原漢接觸、交通往來與聚落變遷特色。

未完的故事

回顧德拉楠、哪哮、烏來與桶壁四個部落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雖然彼此同屬烏來地區，卻因地理環境、歷史事件、產業發展與人口流動等因素，逐漸形成各自不同的生活樣貌與地方記憶。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的故事，實際上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今日我們所熟悉的烏來。

在逐步梳理家鄉歷史的過程中，我也漸漸意識到，有些故事可以透過歷史資料相互印證，有些則存在於耆老的口述、家族的記憶，或世代流傳的故事中。即使面對同一段歷史，不同世代、不同部落的人，也可能因各自的生命經驗而有不同的理解與感受。這些不同的觀點與記憶，未必需要被歸納為單一的敘事，反而讓我們有機會從更多角度理解地方歷史的複雜性。

今年的常設展更新，正好提供了一次重新梳理地方歷史與展示觀點的機會。長期以來，烏來以溫泉、老街、瀑布及原住民族文化觀光聞名。觀光產業曾為地方帶來繁榮與就業機會，也深刻影響族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表現。然而，當外界提起烏來時，往往首先聯想到觀光景點與歌舞表演，卻較少注意到這些景象背後，其實交織著聚落遷徙、殖民統治、產業勞動、土地變遷及文化復振等豐富的歷史經驗。這些歷史也提醒我們，烏來不僅是一處觀光勝地，更是族人世代生活、累積記憶與延續文化的家鄉。因此，在思考地方未來發展時，除了觀光人潮與經濟效益，也值得進一步關注族人的參與及在地生活的需求。如何讓文化傳承、地方發展與族人的生活相互連結，並在發展過程中創造更多交流與互惠的機會，也是未來烏來值得持續探索的方向。

對博物館而言，這也是我們期望持續努力的目標。未來希望能進一步深化與部落的合作關係，透過持續的對話與交流，將田野調查、文化研究、教育推廣及展示策劃等工作與地方需求相互連結，讓博物館累積的研究成果與文化知識能夠與族人共享，成為認識自身歷史、延續文化記憶，以及思考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

回望這次常設展更新與田野調查的歷程，或許我們目前所記錄的，只是烏來漫長歷史中的一小部分，但這些故事仍值得被持續保存、分享與傳承。因為烏來的歷史並未停留在過去，而是隨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持續累積新的記憶，寫下尚未完結的故事。

民國96年（2007年），自今日觀光大橋往烏來老街方向拍攝的景象。

 

參考文獻與資料：

《時代與遭遇-南勢溪流域泰雅部落文化紀錄與研究》—宋神財編著

《臺北縣烏來鄉泰雅族耆老口述歷史》—陳茂泰編著

《烏來區誌》—烏來區公所出版

《台灣原住民歷史變遷-泰雅族》—根治優編著